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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如何解释城市文化意象的历史形成？我们可以翻开典籍，打开年鉴，用枯燥的纪年和繁杂的数据来量化分析，但除此之外，也未尝不可以感性的文字去梳理一座城市的脉络。且看这期定量分析者的跨界文艺风。

这篇略带抒（shan）情的文章在文青范的外衣下，实则有着传播学和社会学视角的思考。作者认为，南京城文化意象的形成和固化，经历了三次起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隋代的三百年是第一次；唐代到五代十国是第二次；而明清的六百年则是第三次。作者试图用传播学的“拟态环境”理论来证明，诗词歌赋这些古代的传媒，在形塑城市形象中巨大而隐藏的力量。

大报恩寺塔

这本是献给一座城市的无心文字，被静静地封存在硬盘的某个角落，一直三年。

打开它，不是因为昨夜环陵路深树的碧色，不是因为今早远眺九十九间半窗外清凉的桂香，而是因为近来的酒醉。醉后听到的，是那首《北京、北京》。

一个善于用文字和意象来点燃情绪的人，才敢不止一次地用“埋葬”这样的字眼。好比谙熟七律的人，才敢押上平五微的韵，让压抑和不和谐的字眼，散发出晶莹剔透的亮色。

我固执地认为，在五百年、一千年的跨度上，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可以配得上这样的文字。

一千年来，南京是中国文化的枢，是士大夫心魂的根，是汉家的麦加之城，更也是我们那些骄傲的历史的脉，被深深埋葬的地方。但在这几十年来，在文化意义上，南京只是一个边缘化的江南城市，充满喟叹、愤懑和争论。

以下的文字，不想争论城市在文化史上孰高孰低，因为在我的心中，早有定论。而我只是想冷静地叙说这样被抽空了的固化的城市意象何以形成？我也不想重复那些我们本来应该耳熟能详的典故、诗词和人物，不想大片摘引互联网上唾手可得的诗赋原文。他们本该在我们启蒙的读物上出现，不该作为招摇文字的装饰品。

说到底，这本应是一篇严肃的城市历史社会学论文，但我试着用略带抒情的笔调来书写。

没有中国人不知道南京。但这几代人，似乎从来不真正懂得南京。我们习惯于创造了各种词汇试图来为她标签。悲伤也好，忧郁也好，英雄也好，我们心目中的城市，仿佛是一个静止的、凝结在地图上的片段与结果，而不是历史长河中的源流和因果。

我们对南京的总结陈辞，其实放在任何一座城市，都不显得陌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悲怆史：景山上的老树、圆明园的大火，难道不够悲伤？三里桥的那些奋勇出击的满族战士，菜市口边六位肝胆昆仑的书生，难道不够英雄？那紫禁城落日下蔓延数里的无尽宫墙，难道不透着六百年两代王朝彻头彻骨的忧郁？

每一座伟大的城市，都是百万甚至千万个体在同一时空上的汇集。如果你有更好的历史感，你就能体会到，城市更是千百年来千万、亿万计的个体，先后不断在同一个奇妙地理空间上的叠加。企图用一种情绪来概括一座城市----一个由万千个体、历史和地理叠加起来的复杂巨系统，我们真的会力不从心。

要了解一座城市，你就得了解她承载的全部的人、事、物。即便做不到，也要尽量地去了解城市真正的源流和内心，要会盘点在文学里、媒体里、在我们心目中被误读的所谓城市性格，究竟因何形成？

南京市政府年复建的仪凤门

我们对一切物象的理解，都受制于我们的心智阅读。恰如霍金所说，现实本身，只在于注视者的心魂（ralityitslfisinthmindofthbholdr）。也因此，如果我们把城市意象理解成一种文化传播框架的结果，那么理解起来就会容易许多。

霍金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站在了物理学的顶端。在这个意义上，霍金是今天活着的没有自称哲学家的哲学家。也因此，传播学里最伟大的理论诸如“拟态环境”，其实充其量不过是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薛定谔的半死不活猫以及霍金那句话在更为感性的文学世界、媒体世界里的超级低端版本。当然，霍金不是始作俑者。始作俑者，来自那些著名的hardcor唯心主义者，从笛卡尔到王阳明，人类的伟大自负从来不曾动摇。

回到“拟态环境”：人们意识中的主观印象，无疑会受到传播媒介选择性地加工的干扰和定型。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在没有报纸、电视的古代，口耳相传的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就是当时整个社会交流情绪、传达信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南京这座城市的形象，很早就被我们古代的媒体加以定型。更重要的是，他被定型在无比壮丽的唐代。纵观文学史，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古都，比南京更多地被反复吟咏。

但我们是否注意到，书写南京的主题，从颂其富丽繁华，到转而哀其命运多艰，唐代才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分水岭。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南京形象，是一个“后唐”文化现象。

不信？你可以去读一读唐代以前描写南京的文字。你可以看看让洛阳纸贵的《吴都赋》。当城市的富丽非凡被用无比夸张的文字写到尽头，左思仍然意犹未尽，“若吾子之所传，孟浪之遗言，略举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比我严肃细致的学者和读者，可以去故纸堆里寻找举证那些关于南京往事的文字。

问题在于，大唐之前，并无太多我们现代人心中的南京意象。

既然唐以前的古代媒体里南京并非那么伤感，那么，为何独独是“后唐”的文学记忆，造就了我们今天心目中的南京性格、南京气质、南京情结？

从两千年的角度，这归根究底是由于南京的城市发展史与中国文学史、科举制的发展形成了奇妙的耦合共振。换言之，南京的悲情形象，是被唐诗所营造的拟态环境所初次定型、被科举制强化才能永久定格的。

不妨做个详细解读。

南京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隋这三百年间，经历了它的第一次命运“起伏”。所谓“起伏”，是因为其间它一度成为在地缘和文化意义上都极富意义的吴都，然后很快承接了衣冠南渡的中原文化，凭长江天险与胡人抗衡，而最后却又被来自北方的隋军彻底摧毁。

惯写抒情文字的陈后主，不自知他人生的转折，只是南京城的第一次沦陷。《南史》说，“及隋军克台城，贵妃与后主俱入井。隋军出之，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中”。

几周前，行政区划调整，清溪路、半山园双双撤并。会上本想说说清溪小姑和陈后主，说说王安石，嘴角欲动，还是低头不语。南京的往事太多，动辄触到历史深处。

青溪桥下清溪路，不见南京伤心处！

南京在这三百年里起起伏伏的命运，让这座城市第一次和江山无情、人事代谢的感触结合起来，和士大夫阶层特有的敏感、一点点历史虚无主义结合起来。

问题在于，隋代瞬间即逝。当历史被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