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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秩序下的弱者
——从《莎菲女士的日记》看第三世界女性的主体性
作者：王璡（14级本科生）
丁玲
?、概述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下称《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有着浓厚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这一作品通过深入挖掘主人公莎菲的心理，展现了一个渴望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苦闷与挣扎、理想与追求。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五四思想的退潮，文艺界对《日记》的态度逐渐转为批判。不少怀有传统道德思想或社会写实主义理想的批评家贬斥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个人情感的表达，代表了对于真实社会与政治问题漠不关心的特权阶级。与强调宏大主题叙事的文本来说，《日记》似乎成了一部与主流文艺思潮有些脱节的小说。但是，与主流文艺的脱节并不意味着丁玲的书写和时代脱节。在我看来，《日记》不仅展现了中国新知识女性向对其施以枷锁的男权思想作出的艰难反抗，还表现出了西方文化霸权统治下第三世界女性的精神状况，其折射出的文化与种族隐喻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加以反思，并且对于在后殖民与后现代语境下建构中国女性的文化身份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笔者将从男性／女性以及殖民者／被殖民者两组二元秩序入手探讨《日记》，试图分析在男权话语封锁以及西方文化霸权双重冲击下，艰难求存的第三世界女性的主体性。
二、男性／女性：男权话语封锁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诚如伍尔芙所言，“男人反对女人解放的历史，也许比妇女解放的历史本身更为有趣。”她甚至戏谑地点评道，女人一直被用做镜子，而这镜子具有把男人的外形以其自然大小两倍的方式给照出来的似魔术而又令人愉快的力量。男性作为社会主导性别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个特定社会内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20世纪前的中国亦不外乎如此。20世纪初叶，得益于五四运动及西学的传播，深埋在中国女性心底、沉睡了几千年的女性意识很大程度上在知识女性中间被唤起了，女性们开始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自身社会平等地位的捍卫。《日记》即是书写这一时代背景下现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苏醒的文本。《日记》中女性主体意识（Agency）首先表现在女性以“性”（Sexuality）为手段，向对其身体施以枷锁的男权思想进行的反抗上。主人公莎菲是一个典型的有着自我意志，并想得到性解放的女性。传统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又中决然不能言“性”，女性一旦把性说出又便会被认为是轻浮的、不贞洁的。此外，女性的性与其说是她们的个人财产，不如说是整个家族的财产，只能由父权家长进行处分。文化人类学家霍莉·沃德洛（HollyWardlow）在其研究著作《“堕落”的女人们（WaywardWomen:SexualityandAgencyinaNewGuineaSociety）4中认为，女性的主体性并不天然地具有身体性的内涵，她们这样做是因为其他自治的渠道要么对女性来说是封闭（foreclosed）的，要么由女性来行使实在缺少说服力。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女性拥有性的自主决定权这一观念很大程度上在知识女性中间被唤起了。但此时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却还没有完全对女性开放。因此，女性用自己的身体来发声似乎成了唯一有效的选择。在《日记》中，莎菲通过把对凌吉士的性欲望赤裸裸地记述于日记的方式来挣脱封建礼仪和道德约束，以大胆言说中国传统禁忌的方式来对其身体施以枷锁的男权思想进行反抗。在《日记》中，女性主体意识还表现在对女性在传统文学领域所饰演角色的颠覆。“现代文学是人类生活实态和精神状态的反映，也是被男性知识分子支配的重要场所”。长期以来，文学都是由男性创作、为了男性、关于男性（bymen,formenandaboutmen）。但在这篇文本中，通过构建莎菲这一具有对其他男性具有评价权和选择权的女性中心角色，丁玲推翻了以男性为凝视者而女性为性客体对象的传统叙事模式，实现“看”与“被看”的反转，使女性摆脱了被动的他者地位。通过借助莎菲的女性视线，《日记》赋予了女性对世界的命名权，使得女性得以用自己独立的标准来衡量世界，从而重新树立起女性的权威，因此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女性写作。
女性主体意识的呈现还反映在生活空间的建构上，也即作者为莎菲建构了属于她自己的生活空间，并制定了她能借以活跃其间的定律的权威8。这使人不得不联想到伍尔芙那部著名的文学理论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芙认为，当女人单独呆在一处、没有受到男人变化无常的带有偏见的光芒照耀的时候，那些姿态和话语也就形成了。因此，一个从事文艺创作的女性必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一理论反映出的其实是女性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空间这样一种女权主义思想。我们不难发现，丁玲在整篇文本中并未安排过多“公共领域”的场景。唯一的例外是莎菲邀请友人去热闹的城区看电影，但因无法忍受人前惯做的笑靥，便早早地回来了。与之相对，莎菲则积极地活跃在自己的空间内：无论是最开始嘈杂公寓中的一小间隔间，还是搬家后低湿的小屋，医院的病房，作为这些空间的主宰者，莎菲得以抛却男性、甚至那些成为男权思想同谋的女性的目光，从而肆无忌惮地以自己的性别符号来叙述内心的声音。因此，空间的建构可以说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日记》的结局，有不少学者认为，那一声绝叫：“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不仅体现了莎菲个人的痛苦挣扎，同时还推及当时大部分受过新风气、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道出了她们被保守、沉闷的社会所禁锢，看不见出路，最后只得在绝望中毁灭的悲惨结局。诚然，这样的解读具有一定的时代观照，但我认为，如果从莎菲个人的主体意识出发来解读，我们大可不必得出如此悲观的结论。我们不妨看看她在发出这句感叹之前写了什么——她说：“好在这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那末因这一番经历而使我更陷到极深的悲境里去，似乎也不成一个重大的事件……但是我不愿留在北京，西山更不愿去了……”10这一番以自我为中心的叙述以及随后的两个“我不愿”可谓是莎菲强烈的自由意志的证明，仿佛那位说想要自己去买花的达洛维夫人一样。在达洛维夫人听闻一位退伍士兵跳楼自尽后，伍尔芙写了这么一段话：“可是他把生命白白扔掉了……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在她自己的生活中，这样东西被闲谈包围，被毁损，黯然失色；每天在腐败、谎言、闲扯中逐渐失去它，而他保存了这样东西。死亡是种挑战。死亡是传递思想的努力；人们感到无法达到那种神秘地追摸不到的中心；亲近的变得疏远；狂喜消失，只有自己形影相吊。死亡中有着拥抱。”达洛维夫人选择继续活着，莎菲则选择悄悄地结束自己的一生，一个女人的自由不仅意味着她可以争取什么，也意味着她可以放弃什么，包括生命。
综上，我们不难从莎菲身上看到20世纪20年代，那些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女性身体里呼之欲出的性欲望向对其身体施以枷锁的男权思想所作出的反抗，以及丁玲试图以女性叙事突破男权话语封锁的诸多尝试。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日记》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并不是彻底的。在文本中，不仅书写日记的莎菲本人仍受传统男性价值评估体系的困扰，丁玲还通过将其他女性角色作为暗线的方式，暗示了男权对女性主体性理所应当的阉割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于大部分人的潜意识里。莎菲虽是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女性，象征着旧道德的“理性”仍不时地潜伏着伺机对她说教：“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于人并没有损害的事，我只得忍耐着，低下头去”。这份存在于她心中的猖獗的“理性”，实际上是数千年来由男性所制定，要求女性遵守的法则，依旧是旧道德的延续、男权思想的同谋。又如莎菲的好友毓芳，在听了莎菲情感烦恼之后，非但不给予理解支持，反倒对她进行道德绑架，告诫其做女人的“本分”：“莎菲，我觉得你太不老实，自然你不是有意，你可太不留心你的眼波了”。再比如说蕴姐，虽然五四使得她能够冲出家门、追寻真爱，但是一旦步入受封建思想影响极深的婚姻，便丧失了她好不容易争来的独立自由的社会地位，成为丈夫的附庸，最终导致其对生活失望，郁郁而终。
事实上，《日记》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20世纪20年代依然强大的男权价值体系对中国女性主体性的阉割，使得女性只得在男性圈定的范围内自治，它更暗示了西方在场对弱势民族的象征性阉割，这似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那句著名的论断：“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在近代中国新陈代谢之际，正如知识女性被沉闷、保守的中国社会所包围一样，整个宏观的中国社会也在潜移默化地被另一个更大的价值评估体系逼仄、影响，后者逐渐沉淀为弱势民族无意识的一部分。在下文中，我将以后殖民批判的视角来分析莎菲与凌吉士的情感关系，从而说明被殖民者内在化的民族焦虑。
三、殖民者／被殖民者：基于莎菲与凌吉士关系的民族寓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历史残留问题及宗主国和前殖民地国家权力／话语体系不对等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使得殖民文化与种族问题成为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弗朗兹·法农在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便论述了前殖民地国民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接触时面临的殖民压迫和文化创伤。由于宗主国在经济和政治方.不断对所属国加以霸权式控制,并不断毁坏其本土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导致黑人灵魂深处产生了一种无可排解的自卑情结和劣等民族的痛苦。与此同时，殖民者又向黑人施行文化输出，加以意识形态的灌输，使黑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服从于她们所希望的意识塑形，在心灵上烙上被殖民的痛苦烙印，从而为种族主义和民族歧视做了“文化殖民”的铺垫。这份烙在被殖民者心里的自卑感逐渐成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塑造着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并且通过个体和家庭、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被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对于曾是半殖民地国民的中国人来说，作为文化强制的结果，其面对自我存在的态度是不断努力接近白种人这一心态也逐渐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并通过白种人在场时自己的认知、心理、语言、行为中表现出来。就《日记》这一文本而言，莎菲在第一次见到凌吉士时便深深迷恋上了他的美：“今天我看了这高个儿，才懂得男人是另铸有一种高贵的模型”，并残忍地拿站在一旁“委琐、呆拙”的（作为黄种人的）云霖对比了一番，可怜他在这洋人面前“那些所有的粗丑的眼神，举止”（此时的莎菲与凌吉士只有一面之缘，又怎知道他的日常举止是否合宜？）。接下来，她又以细腻入微、充满情欲的笔触描绘了凌吉士的容貌，称赞他那“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在这里，有不少学者将莎菲对凌吉士的情感及后文她的朝思暮想解读成一种纯粹的情欲，其实不然。首先，莎菲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想法，只说“他在我的心心念念中又蕴蓄着一种分析不清的意义”，后来又说“我岂肯为了这些无意识的引诱而迷恋一个十足的南洋人！”，似乎暗示着还有什么别的因素在隐隐作祟。其次，如果承认完全是情欲，那又如何解释莎菲对凌吉士不作肉体上的、具有性暗示部位的描写，却选择了面部容貌？我认为，与其说莎菲崇拜凌吉士的容貌、体型，不如说她崇拜的是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类型。在这里，白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现代性的颜色和殖民者的颜色，它象征着“天真无邪的眼眸、和平白鸽、仙境般的、天堂的光明”，抑或如莎菲所言，象征着“骑士般的风度”。莎菲对凌吉士的爱慕折射出前殖民地国家中新兴资产阶级女性对现代性的向往，而这份向往，能够更好地为她们创作自我、建构身份。
那么，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又该如何理解莎菲对凌吉士厌恶之情呢？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反思一下：莎菲和凌吉士之间的差别真的有她所认为的那么大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一个受过资产阶级影响的知识女性，其内心深处便天然地具有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倾向。此外，作为日记的书写者，她当然也可以将凌吉士的形象任意地剪裁，毕竟写作本身就是生活与某种并非生活的东西相冲突产生的结果，总是存在臆造的成分。因此，在缺乏另一只眼睛注视的情况下，我们大可不必落入莎菲的圈套，想当然地认为她和凌吉士就是精神上水火不容的两极。正相反，两者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前辈”与“后代”的差别。在新旧转型时期的中国，作为文化霸权下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一员，莎菲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价值无可争论的优势，且她所有的努力都趋向实现一个白人的生存。就在这时，莎菲，一个正处于上升阶段并习惯于把自己的特性书写成普遍性的资产阶级女子，遭遇了另一个更成熟的资产阶级的灵魂。凌吉士对于莎菲来说像是一把镜子，莎菲于其中看见了未来的自己，但他身上所表现出的玩世不恭的价值观、以家庭、金钱、地位至上的人生观却使莎菲不敢相认。她刚刚冲破旧中国价值体系的桎梏，却发现自己转而又陷入另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腐朽价值体系之中，“从那满足感中感到胜利，从这胜利中得到凄凉，而更深的认识我自己的可怜处，可笑处。”她反反复复拷问自己，这是否是她想要的？这无意识中所向往的、但又虚伪透顶的资产阶级价值体系是否值得她抛弃作为中国人的一切来追求？她曾有过一个如此美的梦想，这梦想是凌吉士赋予的，然而同时又为他而破灭。她因了他才能满饮着青春的醇酒，在“爱情”的微笑中度过了清晨。但也是因为他，她灰心致死，痛恨自己甘于堕落，丢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遗忘了自己的阶级民族立场，最后只得在痛苦中悄悄地死去。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日记》的结尾似乎不仅从故事性的角度为读者释明了莎菲选择自我灭亡的结局，同时还暗示了这则民族寓言的结局，也即第三世界向西方传统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挑战和转变是不成功的。第三世界的新兴资产阶级女性，为了守护女性那份弥足珍贵的主体意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导致了自我的异化，甚至最终不得不将自身放逐来求得解脱。这份艰难辛酸的成长和斗争经历，正是通过20世纪20年代那些生活在新旧道德观念之间同时又摇摆于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价值观之间的第三世界女性们来体现的。
四、结语
《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书写女性意识的代表作，不仅书写了中国女性向对其施以枷锁的男权思想作出的反抗，同时也隐含了弱势民族在西方文化霸权下艰难的斗争。从结局来看，文本似乎悲观地暗示我们，第三世界女性作为双重秩序下的弱者，其主体性最终将会在在父权体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建构与客体形成之间消失——“并非消失于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于充满暴力的摆荡之中，如此的游移置换，正是第三世界的女性陷于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形塑过程”。
然而，在我看来，正因为第三世界女性身份的特殊性，她们更应肩负起责任，依靠自己来书写自己的命运，在文学领域亦是如此。正如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中所言，“在巨大社会转变的时期中，关于传统崩落的最动人再现会出现在传统最受到压迫的角色之上。女性不仅仅等同于文学内容的新形态，而且更是成为新的能动性，成为规范之进行抵抗的辩证力量，构成了非西方却受西化影响的脉络之中的现代性。”诚然，根据时下流行的政治正确表述，不管读者还是作家，都不应特意地去区分性别和种族。但是，作为女性，我们不能忽视、否认客观存在的性别歧视与权力的不平等；作为女性，我们应当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