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贵族教育的缺陷
东晋南朝时期是南京地区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宋文帝和梁武帝在教育制度的创新、教育规模的扩大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尽管帝王们都希望自己创立的基业能够千秋万代、永传子孙，尽管世家大族都希望自己门第兴旺、永占高枝，但由于有些统治者忽视了对子弟的严格教育，或由于教育思想与方法的失误，或者在教育内容方面有所偏废，加上士族门阀制度下用人体制的弊端，因而出现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重文轻武，普遍缺少忧患意识在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制度之下，士族高门多看重清流美职，鄙薄武事，自己不愿担任武职，又反对家族子弟当武官、学习武艺，甚至认为这是败坏风门、破灭门户的行为。如齐武帝时，丘灵鞠曾经担任文职官员东观祭酒，后来让他当武官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丘灵鞠对失去文官职位非常痛心，而对骁骑将军一职根本不愿干，所以就恨透了当初支持北方士族的南方士族首领顾荣。门阀士族家庭对后代中有志于军功的子弟是看不起的，并且时常给予警告。如“（宋）明帝即位，四方叛逆，（琅玡王氏后人王蕴）欲以将领自奋，每抚刀曰：‘龙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诫之曰：‘阿答，汝灭我门户。’”又如刘宋元嘉年间，“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悫的兄弟们都是“爱好坟典，而悫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知”。其叔父问宗悫有何志向，宗悫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叔父却说：“汝若不富贵，必破我门户。”在当时的士族子弟的心目中，武官是既低人一等又极其危险的职业，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从事武职。
由于当时社会上形成一种轻视武人的风气，所以许多武将都想转职为文官，有的甚至听到别人称赞自己有军事才能都引为耻辱。例如南齐将领沈文季和司徒褚渊参加宴会时，褚渊说：“陈显达、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边事。”而沈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当武将的子弟弃武从文以后，也矢口否认自己有任何武艺，如武将张兴世的儿子张欣泰“少有志节，不以武业自居，好隶书，读子史。年十余，诣吏部尚书褚渊，渊问之曰：‘张郎弓马多少？’答曰：‘性怯畏马，无力牵弓。’”梁武帝即位后仍然让张欣泰担任武官。张欣泰内心根本不想当武官，于是广泛交结文人，穿着都是文人装束，结果却惹得梁武帝发火。史称“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值辄着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武帝，帝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后来梁武帝总算理解了张欣泰，对他说：“卿不乐武职，当处卿清贵。”结果让张欣泰当了文官。可见其时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非常之盛。
贵族子弟们鄙视武艺，于是把儒家教育中原来具有军事训练和防身意义的射箭活动，完全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礼仪活动。《颜氏家训·杂艺篇》说：“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听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
贵族子弟不会用强弓硬弩，只能用弱弓长箭，做做样子，打起仗来，毫无用处。他们平时养尊处优，悠闲自得，连骑马也被看作有失身份，甚至遭到别人的批评。有的人看见马的嘶鸣都感到十分害怕，所以他们一遇到紧急事情，往往连逃命的本领都没有。《颜氏家训·涉务篇》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贵族官僚不但自己养尊处优，对于那些安不忘危，在危险到来之前组织青少年锻炼身体的人，还加以嘲笑，使他们的孩子都感到难堪。如《南史·褚彦回传》说：“彦回幼有清誉。宋元嘉末，魏军逼瓜步，百姓咸负担而立。时父（褚）湛之为丹阳尹，使其子弟并着芒屩，于斋前习行。或讥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时年十余，甚有惭色。”在北魏军队威胁到眼前时，褚湛之教育子弟学穿草鞋，练习跑步，还受到别人讥笑，可见当时的一般官僚贵族毫无忧患意识。等到战乱发生时，他们体格虚弱，不堪行步，不耐寒暑，当然只好坐等死亡。
南朝时期重文轻武风气的危险，早在刘宋时就已经有人指出。《南齐书》卷28《垣荣祖传》记载，垣荣祖少时学骑马及射箭，有人对他说：“武事可畏，何不学书？”荣祖曰：“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食矣。君辈无自全之伎，何异犬羊乎？”垣荣祖的话不幸而言中，那些鄙薄武事的贵族子弟在侯景之乱中无法自全，大多成了任人宰割的犬羊。
四、轻视实务，丧失治国和处世能力东晋南朝，许多贵族子弟仍然继续热衷于西晋以来的玄学、玄风，一味空谈玄虚，不做实事，却自以为得意，有时甚至还被世人所赞赏。如东晋时王徽之“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又为车骑桓冲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人真可谓一问三不知，但当时人却认为王徽之回答得玄妙，有水平。又如刘宋孝武帝时，任命张绪为尚书仓部郎，“都令史谘详郡县米事，（张）绪萧然直视，不以经怀。宋明帝每见绪，辄叹其清淡。”后来吏部尚书袁粲还认为张绪有“正始遗风”，把他调到太子东宫去任职。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子弟的行政管理能力愈来愈低下。由于士族子弟只有文学知识，不懂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具体事务，即使他们犯了一些错误，朝廷又不能严加惩处，于是只好让他们做一些高贵而又清闲的官职。梁武帝无法用这样的贵族子弟治理国家，不能让他们去处理大量的行政事务，当然只有起用寒门子弟，让这些“小人”去当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典签等从事行政事务工作的官职，实际上使寒门子弟逐渐掌握了实权。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东晋南朝时期，高门士族具有很多的特权，其子弟十几岁就可以入朝当官，而且“凭流进取，坐至公卿”，升迁很快，所以有些人根本不思进取，连一般的诗文、经书也不好好学习。他们平时只知梳妆打扮，涂脂抹粉，讲究车马、穿着和器玩；考试时，便采取作弊手段，雇人答卷；参加宴会时，就请人代做诗赋，应付场面，因而完全丧失了生存能力。一旦遇到了战乱时期或者改朝换代，他们失去亲友的庇护和原先的政治靠山，就既不能谋生，也不能保命，丧魂失魄，坐以待毙。
正是由于门阀制度的腐朽，这批贵族子弟才堕落成为只知打扮享受、毫无真实本领的驽材。当侯景之乱时，叛军包围了梁朝都城建康的政治中心——台城，当时台城里的贵族官僚个个都束手无策，幸好还有从北方来投奔梁朝的名将羊侃留在城里，他独力承当守城重任，安排人马，部署防御措施，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这才屡屡挫败叛军的猛烈攻势。但是羊侃坚守台城一百多天以后，突然因急病去世，城内立刻就无人能够指挥防御作战，台城很快被叛军攻占。在叛军的疯狂掠夺和屠杀之下，建康城内大批贵族子弟或是成为俘虏、奴隶，或是在战争和饥饿中死亡，门阀士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魏书》卷98《岛夷萧衍传》中说：“初，（建康）城中男女十余万人，及陷，存者才二三千人。……始（侯）景渡江及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萧）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侯）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台城的沦陷，大批王侯与世胄子弟的悲惨下场，充分证明梁朝京城里贵族官僚子弟的无能，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教育的失误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至此也快走到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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