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长期以来，许多学术著作都说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弗兰克·提尔蔓·德丁，因为他在这份具有国际影响的美国第一大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报道《所有俘虏均遭屠杀》，震惊了世界。但经仔细检阅与研究，德丁发表此文是在年12月18日，由于时差，以中国时间计，已是年12月19日。而在此文发表前三天，即年12月15日，以中国时间计，在年12月16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发出报道，题目为：《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这是公开刊出的第一篇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 那么，日军占领南京后，在血腥屠城的同时，实施了怎样的新闻封锁？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新闻记者都有谁？他们是怎样冲破封锁，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罪行的？究竟是谁第一个发出了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这篇报道又是在哪里发出的？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
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一方面立即开始了有计划的血腥大屠杀；另一方面，则开始有计划地对南京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 日军当局首先大肆破坏南京城内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并立即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直到年1月13日，回到南京的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留守处的外交官沙尔芬贝格在一份报告《年1月13日的南京现状》中，仍称：“南京已经不通电报，不通邮件，不通电话，街上也看不到汽车、出租车和人力车。” 为了封锁南京的新闻信息，日军当局还严禁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既不让任何人离开南京，更不容许任何人进入南京。年12月19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该报首席驻华记者哈立德·爱德华·阿本德的报道指出：“日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不希望外国人来南京，而且今后也不会允许他们来。” 同时，日军当局拒绝向国际新闻界提供有关南京状况的任何信息。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的一个被隔绝、被孤立、被封闭的城市。全世界的新闻传媒，包括西方的与中国的，都得不到关于南京的任何一点真实信息。在这时，有关南京失守后的情况，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经过日本当局严格审查、由日本新闻传媒发出的“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 因此，对当时正在南京发生的日军对中国战俘与平民实施大规模血腥屠杀的情况，中外新闻传媒都不能作一点报道，即使是处于“中立国”有利地位、电讯设备条件优越的西方传媒也不例外。在日军占领南京后连续数天，西方新闻传媒对日军大屠杀的暴行几乎没有任何报道，或者只有十分模糊的片言只语。 当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实施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并对南京实施严格的新闻封锁时，有二十多位西方侨民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留在南京城内，设立“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另有五名西方新闻记者也冒着生命危险留了下来，进行观察、采访与报道日军攻占南京及南京城陷落后情况的新闻工作，他们是：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B·门肯，英国路透社记者莱斯利·C·史密斯，美联社记者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 这五位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进行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成为目睹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实施疯狂大屠杀的亲历者、见证人与报道者。 在日军占领南京时，这五位西方新闻记者都住在美国大使馆或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内。他们亲身经历与亲眼目睹了日军攻入南京、连续数日对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疯狂屠杀的惨烈景象。这五名记者都被震惊了。他们十分熟悉近代国际战争法规。年7月17日，日内瓦国际会议订立了《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敌对双方对战俘生命的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它标志着人类战争行为告别了中世纪的野蛮，走向近代的人性与法治，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日本政府代表当时参加了会议并在公约上签字。然而，日军进入南京后的大规模暴行，却血腥践踏了《日内瓦公约》，表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西斯的凶残、暴虐、野蛮、丑恶！ 这五位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震惊，痛苦，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只能以记者的职业本能，立即记录下他们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
年12月14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在南京写下了他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报道，题为《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文中一开头就写道： [南京12月14日]日军兴高采烈地报道了攻占南京、军队胜利入城的情况，然而，他们却绝少提及首都沦陷前后城墙内上演的人间悲剧。 无数激情、悲怆、恐慌、野蛮拥塞在那数天之内，以至于难以用数百字，或即使用上几千字也无法将它们恰当地表述出来。只希望通过这几个故事来叙述我亲见亲闻的几件事，由此能传递出这座城市经历劫掠的一些印象。…… 其他几位西方记者也可能写下了他们的报道文字，这从他们后来连续发表的多篇公开报道可以看出端倪。这几位西方记者当时就生活在南京城里。他们写的都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刚刚发生的日军血腥暴行，特别具体，特别贴近现实，也特别生动，特别震撼人心。 新闻报道的生命在于真实，价值在于“新”。因此，五位西方记者都必然急于要把这些南京的真相迅速报道出去，呼吁世界舆论的谴责与声援。 但是当时的南京已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电讯机构与设备，南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已被日军切断。司迪尔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将他写的这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次报道从南京发出去，其他西方记者也是如此。为了将新闻报道出去，他们只能前往上海。
年12月14日，最为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驱车离开南京。但是日军当局要封锁南京的一切真相，特别是要掩盖日军的战争暴行真相，因而下令阻止一切人员，包括西方人士离开南京。德丁的车到了南京以东约五十公里的句容即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 后经交涉，日方出于某种考虑，允许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等四位西方记者于12月15日乘美国“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艘“瓦胡号”炮舰是因到南京来救护被日本战机击沉的美国炮艇“帕奈号”上受伤官兵而驶抵南京的。而麦克丹尼尔则是在12月16日乘日军的驱逐舰“津贺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南京的西方记者。年12月15日，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四位西方记者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后，司迪尔立即以他非凡的社交能力，说服了“瓦胡号”炮舰上的无线电收发报人员，将他亲眼目睹的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抢先通过舰上的电讯设备，拍发给《芝加哥每日新闻报》。
由于时差，《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年12月15日第1版以显著位置，刊出司迪尔的这篇电讯报道，题目是《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这是公开刊出的第一篇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报道写道： [南京12月15日，经由“瓦胡号”发出] “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城“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 南京城陷落的经过，可以说成是被围困的中国守卫军无以言状的惊慌与混乱；随即是日本占领军的恐怖统治，数以万计的生灵遭涂炭。尽管中国军队在放弃这座城市以前的某些表现与行为令人感到可悲，但是与入侵者进城后的种种行径比较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了。 然后，报道以“失去了赢得同情的机会”、“积尸高达五英尺”、“抢劫美国大使的寓所”为小标题，分三段记述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烧杀淫掠等种种暴行及中国民众的悲惨遭遇，读来令人义愤填膺。
由于司迪尔同时兼任美国《太阳报》、《每日邮报》的特约记者，因此，他的这篇报道也同时刊登在这两家报纸上。 司迪尔的报道震惊了西方世界，并迅速传遍全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南京这块血泪交织的土地上。世人为中国人民的苦难流下同情之泪，对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发出愤怒的抗议之声。 美国影响最大的《纽约时报》由于没有及时得到该报驻华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消息，只得在12月16日转载了司迪尔的这篇报道的节略。那么，同样在瓦胡号军舰上，为什么司迪尔发出了报道，其他记者却没有呢？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契包德·特洛简·司迪尔于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年到美国求学，年获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士学位。他当时准备作环球旅行，中国是其中一站。但他来到中国后，就被中国深深吸引了。他决定留下来，在中国工作，先给《纽约时报》的首席驻华记者阿本德做助手，曾采访报道过“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日益加剧的多起侵华事件，显示了他杰出的采访才能与记者职业道德。当时在上海担任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的著名记者松本重治说：“《芝加哥日报》的司迪尔是位能干的记者。关东军在追击马占山时，马占山从北满撤退到西伯利亚。内地普遍传闻他已经战死。但司迪尔却估计他仍然活着，千方百计地来到西伯利亚，与马占山进行了单独会面后，发表了‘马占山依然健在’的独家报道。” 司迪尔于年离开阿本德，成为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远东记者，长期在中国进行新闻采访与报道活动。年他34岁。抗战爆发后，他一直在华北采访。年12月初日军进攻南京时，他从山东济南乘火车南下，历经千难万险，于12月2日赶到战火纷飞的南京，在战场采访，几次遇险，发出多篇关于南京保卫战的报道与评论。 与司迪尔同时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其他几名西方记者却未能及时在舰上拍发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当时，德丁也去找了“瓦胡号”上的无线电发报员，但遭到拒绝，理由是“违反规定”。但其实可能另有原因。50多年后，垂暮之年的德丁到南京访问，重提当年之事时，推测道：“可能是司迪尔塞给他50元钱或其他什么东西。……那时我年轻又是新手，而司迪尔是个行家，所以，他抢先登出新闻。”
直到年12月17日“瓦胡号”炮舰到达上海后，德丁才将他的新闻专电拍发给《纽约时报》。该报在第二天，即年12月18日头版，刊登了德丁写的这篇报道，题为《所有俘虏均遭屠杀——日军在南京制造恐怖，平民也遭杀害，美国大使馆遭侵袭；蒋介石战术错误以及领导人逃离导致首都陷落》。由于《纽约时报》影响远比《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要大得多，而且德丁在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触目惊心的“南京大规模的暴行”一词，因此，这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引起了世界舆论更强烈、更巨大的震动与反响。 司迪尔到达上海后，又拍发出他于年12月14日在南京城内写下而无法拍发出去的报道《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只是在报道的时间上加上“稿件被耽搁”，以作说明，刊登在年12月18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上。该报编辑部特地在报道前加了一段“编者的话”，对司迪尔在报道南京大屠杀中的艰难危险的工作与卓有成效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其中说：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冒着生命危险，忍受困苦，不畏恐怖，从而能够向美国读者讲述日军进攻中国首都并造成浩劫的悲惨经历。幸亏一艘美国军舰，他现已平安抵达上海。这些电讯表达了司迪尔亲眼所见，或通过其他目睹者得知，在日军进入南京之际生死攸关的几个小时发生的事，及其企图将外国船只赶出中国水域的情形。 此后，司迪尔又写出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多篇电讯报道。他还在报上发表了他在南京城内拍摄的日军大屠杀照片。
在中国抗战期间，司迪尔几乎一直在中国采访抗日战争的新闻。上世纪30年代末，他曾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一起合影。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他多次访问中国。年他在北京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他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日本著名记者松本重治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称司迪尔“终身对美中关系怀有浓厚的兴趣，数年之前，写下了《美国人与中国》一书，就美国舆论界对中国观的历史及现状展开了分析与说明”。
（原文作者经盛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