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朱元璋率领的起义军于至正十六年（）三月攻占集庆路，更名为应天府，仍集庆路旧属，领上元、江宁、句容3县及溧水、溧阳2州。旋置江南行中书省，以应天府属之，治于应天府，自封吴国公。“朱元璋以此为根据地分兵四路发展，并于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置百官，建立封建统治机构，随后灭元。年正月，朱元璋正式称帝，建国号为明，年号洪武。随后诏以金陵为南京，以应天府直隶中书省。次年改溧水、溧阳2州为县。九年（）置江浦县于长江北岸，隶应天府。十一年（）罢大梁北京，升南京为京师。二十二年（）又将扬州府属六合县划归应天府。明成祖永乐十九年（）元月，朱棣迁都北京，南京称“留都”，又称“南都”，应天府隶于南京六部，仍为京府。明孝宗弘治四年（），析溧水西南境置高淳县，仍属应天府，应天府至此领有8县。在整个明代，南京地区都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明统治者在建国之初，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集权统治，在政治、军事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在经济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发展，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与此同时，将教育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发展各类性质、各样形式、各种层次的教育。”—文教政策的确立与教育管理体制的形成—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但他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亲身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文化教育对于治理国家的重大作用，早在其建国之前便非常重视兴教办学事业。吴元年（）十月，他曾对臣下强调：“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农桑举，则小人务本。如是为治，则不劳而政举焉。”[1]在其占据统治的应天府之地设立官学，设置教官，制定学官制度。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更将教育之业置于国家最重要的地位，通过颁行一系列诏谕，确立了国家的文教政策和教育管理制度。有关政策和制度不但左右着整个明王朝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对明代以后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一、文教政策的确立明王朝建都南京后，朱元璋为维护和加强封建集权统治，培养忠君的官僚和守道的民众，在从先前的统治者那里继承、调整并发展为其封建政权服务的文化教育中，进一步确立了本朝的文教政策。1.兴学重教，以教化为治国之先明王朝建国后，面临着由“取天下”转向“治天下”的形势和任务。对如何确定治国之策，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下诏有司曰：“上世帝王创业之际，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时，讲武以威天下。而经纶抚治之寄，则属文臣。”[1]确立用武以安天下、讲文以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朱元璋还指出，治世不仅要重用文臣，而且要用贤才，“贤才，国之宝也。”[2]他把培养选用治理国家的“贤才”作为大政来抓，并制定了为治国选用和培养人才的多种方法，主要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3]上述这些方法中，学校教育首当其冲。而对元末以来的学校之教，朱元璋于洪武二年（）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斗，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4]从而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明王朝始终以这一总的文教政策作指导，发展教育事业。2.尊经崇儒，以程朱理学为教化之宗明王朝建立后亦把尊经崇儒作为国策。明太祖朱元璋屡次下诏或遣使向全国访求贤才，招纳明经儒士，给以高官厚禄。洪武元年下诏曰：“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随后，“命儒臣纂礼书”，“诏儒士更直午门，为武臣讲经史”[1]等。明代在尊经崇儒上特别推崇程朱理学，历朝皇帝曾多次表彰和封授程朱后裔及其门人。明统治者尊程朱理学为正学，将其灌注和渗透到社会与学校的教化中去。陈鼎《东林列传》记载说：“（明太祖）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辑《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颁天下。”明中叶后，虽陆王心学一度兴起，但终究未能取代其位。典籍记载云：“洎乎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又久而厌陆学之放，则仍伸朱而绌陆。”[2]这种状况，使得明代的文化教育中以程朱理学为宗之政策亦几乎贯彻始终。3.强化文教专制，以维护君主统治为育人之本明统治者重教兴学，为的是培养忠于君主、维护君主专制之士，因此进一步加强文化教育中的专制制度，把文教专制主义推上了新的高峰。从明初开始，采取了多种方法与手段加强文化专制：（1）进行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加强以程朱理学为正宗的思想统治，把纲常道德作为统一思想的武器和进行教育的圣经宝典，强调纲常之道“载于经”，“学主性理而明伦”，要求必须把纲常道德教育渗透于教学之中。洪武二年（）朱元璋就规定：“国家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1]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御制大诰》，颁布以行。《大诰》书中全是告诫臣民恪守法令、履行封建义务一类的说教。其后又有《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颁行。它们被作为南京国子监生首先必读的功课内容，并推往南京地区各类教育机构中。政府并规定科举、岁贡人员，都要对此出题试之。此外，教学中施用的还有《御制为善阴骘》、《孝顺事实》和《五伦书》等诸多对生员精神、思想禁锢之书，强制生员学习儒学经典中有助于君主专制集权的内容，尤其推崇孔子的忠君、尽孝和大一统等主张。对有碍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则采取排斥的态度，虽儒家圣贤亦不能免。如明太祖认为《孟子》中的一些论述不利于君主专制统治，曾下令撤走配享孔庙的孟子神位，并成立删检机构，对《孟子》进行审查和删削，将其中具有民主思想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85处，尽行删除，并规定凡是删除的内容“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经删节后的书称《孟子节文》，刻版颁行全国学校。（2）施用严刑峻法以镇制。明王朝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制度和惩处条例，对各级学校和学生施行严格的控制与管理。南京国子监设有“绳愆厅”，由监丞负责，凡师生“有过及廪膳不洁”，则书之于集愆簿，并依据情节加以惩罚，严重者则“发遣安置”。国子监还屡次更定学规，严格管束监生的言论、行动，禁止学生“议论他人长短”，规定各堂之间不准“往来相引”，“交结为非”。如有违者，则由绳愆厅纠察，严加治罪，甚至法外用刑。如洪武二十七年（），监生赵麟因不堪虐待，张贴揭帖以示抗议。事发后，学校当局认为是犯了毁辱师长罪。按照学规，当是杖一百而后充军，但为了杀一儆百，竟将其处以极刑，并在国子监前竖立长竿，悬首示众。朱元璋还对南京国子监的监生们以赵麟枭首为例作了杀气腾腾的训示：“今后学规紧严，若无籍之徒，敢有以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帖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发往烟瘴地面。”[1]这根长竿一直竖了年，直至明武宗正德十四年（）才给撤掉。对地方各级学校，明王朝统一颁发禁令，镌立卧碑，置于学校明伦堂之左，不遵者以违制论。如洪武十五年（）颁发《学校禁例十二条》，规定郡县生员要为皇权服务，不得乱议政事，在民间替朝廷清除“非为”等。（3）采用文字之狱以震慑。明初，凡逢元旦、万寿圣节、上皇室尊号等仪节，文武官员必进表敬贺。其间文字冤案屡兴。据清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记载，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书“作则垂宪”见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书“睿性生知”见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书“遥瞻帝扉”见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书“体干法坤”、“藻饰太平”见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书“天下有道”见诛。凡此皆因文字起祸，因“作则”音同“作贼”，“生”音同“僧”，“帝扉”音同“帝非”，“法坤”音同“发髡”，“藻饰”音同“早失”，“有道”音同“有盗”，皆为朱元璋忌讳。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璋看了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朱元璋早年曾削发为僧，认为这是影射他，遂亦杀徐头。通过制造诸多文字冤案，枉杀无辜，制造恐怖气氛，使学校师生慑于淫威而俯首帖耳任其统治.未完待续白癜风怎样治疗好北京那家医院治疗白癜风术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