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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命题：“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记得：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执行了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近年以来，随着刘少奇子女在党大陆位的提升和毛氏后人的落魄，这条所谓的“反动路线”已经被大大地美化了。刘少奇儿子刘源在他最近关于他父亲的着作里竟然借他人之口说：“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47〕
一个无法抹杀的简单史实是：刘少奇在文革发动中直至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档和纲领，他都是投了赞成票的。那么，他对文革――即便是一个把他最后送入骨灰箱的政治运动，也就起码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一点不仅为越来越多的文革研究者所认识，连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年还不得不承认道：“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48〕
作为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七年前的认识已经难能可贵(可惜现在已经大大倒退)。但是历史的真相还在于：刘少奇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的问题要远远超过一种一般性的“失职”。非但中共历史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发动文革的领导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刘少奇带头确立的。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刘少奇一手领导的“四清运动”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论上乃至方法上具体准备。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所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没有什么“抵制”，而是千方百计地揣摩紧跟，唯唯诺诺，亦步亦趋。要彻底搞清楚什么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说究竟有没有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破除长期以来笼罩在历史真相上的几个错觉。
第一个错觉是：刘少奇反对了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动，他对毛的文革纲领性的档《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修改意见。在大陆党史和刘少奇研究者的着作里，对讨论《五一六通知》时刘的态度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记载：
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49〕
――这完全是为了推卸刘少奇的历史责任制造出来的谎言。首先，这不符合会议亲历者回忆的历史事实。如李雪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从5月4日到26日的中央正式局扩大会议都是由刘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0〕在当事人陈伯达和王力的回忆录中，也从没有任何刘少奇反对《五一六通知》的内容。〔51〕其次，上述没有打引号的刘少奇的话显然自相矛盾：一方面指责不同意改是“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却同意一字不改――这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即便是一些语法上的修改，也根本无法说明刘少奇反对了《五一六通知》。
历史的真相是：文革初期，在伙同或追随毛泽东和他关于文化革命的胡思乱想迫害一大批下级干部，甚至自己的亲信上(如彭真和北京市委)，刘少奇都没有提出任何应有的异议。相反只是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步是毛泽东在年4、5月间在中央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夺下了中枢要地――首都、军队和中央办公厅的大权。可彭、罗、陆、杨四人非但都是刘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班底都是他北方局的老部下。然而，据李雪峰回忆，年4月19日刘少奇出国回来后，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刘少奇的“点名”某人为“反党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刘点名抛出来的自然有他的老部下彭真。
年5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会见胡志明时，他喜形于色地告诉这位越共领导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其问题已经解决了。〔52〕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会，因为后者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又不无喜色地讲了下面的话：
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
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策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53〕
读者不仅会问：难道刘少奇对毛泽东要搞自己真的一无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这位熟稔政治游戏的中共第一副主席的智力水准了。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54〕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除了林彪，还包括周恩来。〔55〕但是刘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以至竟说出他的亲信彭真“也反对我”这样匪夷所思的话来。但细细一想不难明白：刘这么做除了他仍对毛心存侥幸外，都不外是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坚决支持文革的态度，以取得毛的谅解;并用牺牲别人(尽管是他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去填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政治绞肉机。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第二个历史错觉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路线”是一条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路线。刘少奇确实在年12月15日至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请教的方式婉转地表达过他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法的不同意见。但自毛泽东批他以后，刘便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心膺诚服地赞成并拥护这一提法。
在年5月到8月的4、5个月内，刘少奇是党中央一线对全国文革的实际领导者。他不但在口头上拥护毛的“走资派”理论，在实践中更是大抓大整了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在这段时间内，刘以中央的名义颁发和批转了近十个文件，以指导全国的运动。
其中有《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年6月26日，中发〔〕号》，《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年7月6日，中发〔66〕号》，《中央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年7月6日，中发〔66〕号》，《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年7月7日，中发〔66〕号》，《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年7月8日，中发〔66〕号》，《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对山东省委关于各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运动若干问题;年7月11日，中发〔66〕号》，《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年7月19日，中发〔66〕号》，《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年7月21日，中发〔66〕号》，《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年7月21日，中发〔67〕号》等。
仅在这些文件中，刘就批准了各地党委批判斗争数百名自中央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这些人大多是中共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刘邓一线中央的领导下，这个时期揪出的一大批所谓“黑帮”、“三家村”，无一不是经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后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他们中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领导，还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四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省市委书记，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黑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黑帮”和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三家村”，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汪小川“黑帮”，安徽省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居荟明、王世杰“三家村”、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为首的“云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杨西光，等等。仅在中南地区，被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
在教育界，他们有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广东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娄平、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东北工学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渖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辽宁大学校长邵凯、杨俊超“黑帮”、浙江大学校长刘丹“黑帮”、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黑帮”……上海市由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学院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叶以群、王西彦等人。
除此之外，刘少奇在这段时间内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邓周等一线中央亲自指导过一个马拉松式的中共华北局的“前门饭店会议”。和毛的文革派一起，他们连续“连续斗跨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56〕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亲自出马，代表中央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们以《五一六通知》为纲，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把他打成继彭真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久，在刘邓的指示下，7月底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3、对修正主义卑躬驱膝，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57〕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错误地以为：这些党内宣传、文艺、教育新闻界的“自由派”代表人物是毛揪出来并由造反派进行斗争的，其实对他们直接下手的是刘邓的一线中央。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的是各级党委直接操纵下的“革命群众”――那时候各省市的造反派还没有出世呢!由此可见，在抓“党内走资派”上，毛刘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条路线”的分歧。如果说有“分歧”，那就是毛的“中国赫鲁晓夫”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最终目标是刘少奇，而刘少奇的最终目标则是为了保自己。因此，为毛所憎恶的一大批党内教育文艺和宣传方面高级干部变成了他牺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他一心以为只要把他们全部打成“黑帮”和“三家村”等等，就能满足毛泽东的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欲望，自己便可以在混战一场中得以脱身。
最后一个历史错觉是关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问题。目下中共的一些党史研究者常常闪烁其词地把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的“派工作组”的决定说成是“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的措施，〔58〕这显然是有违历史真相的。
首先，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去领导下级单位的运动，是中共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惯例。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而不是抵制运动。如同邓小平所说：“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59〕其次，文革中最早的两个工作组，以陈伯达为首的《人民日报》工作组和以张承先为队长的北大工作组都是得到了毛泽东同意和赞成的。〔60〕再次，毛泽东在运动开展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派工作组搞文革一直是取肯定态度的。例如，刘邓在年7月2日颁发了一个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号)，其中提到：“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这一通知是经毛批准后下发的。一直到年7月23日，毛仍然同意《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中发〔66〕号)中所提出的：“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的方法。〔61〕最后，工作组虽然控制了群众性的“乱斗”，但最终是为文革初期的群众性的暴力提供了攻击对象和方法。
对此，海外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博士有很精辟的分析：
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
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
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
“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
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
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中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62〕
在运动初期利用工作队大整无辜的干部和群众的过程中，刘少奇除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外，还表现出了他个人领导的中共政治运动的独创的残酷性。刘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杀气腾腾地指示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例如，他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就批示道：“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63〕
中国在年文革爆发时已经有了53.4万的大学生和.6万的中学生，加上全国.6万的教职员工、〔64〕共有超过三千万之众。即便按刘少奇的1%的“右派指标”，也将有超过三十万的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更何况中共的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实践告诉我们，一般地方上的比例一定会扩大10倍左右。这样，少说也会有两百到三百万教育界的学子和教师被打成右派!根据北京学生组织在文革初期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个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65〕――这确实是一个血淋淋的数字。它不仅说明了在实践中，工作组的大规模整人已经超越了刘少奇定下的指标，更说明了刘少奇在作为一个残酷地迫害无辜群众这一点上，毫不比毛逊色。
平心而论，刘少奇派工作组非但是毛同意的，他指令工作组抓“右派”也不过就是毛在年对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搞“引蛇出洞”的“阳谋”的再版，完全应当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当毛泽东在年7月18日返回北京以后，尤其是在8月4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面尖锐地指责他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时，刘非常不服，认为毛出尔反尔，以致发生当面的争执。其实，无论他同意不同意毛的主张，派与不派工作组;也无论他怎样前倨后恭，小心谨慎，甚至以邻为壑――以牺牲别人的政治生命来讨得毛的欢心，毛泽东都是会找到藉口把他打倒的。刘少奇当时也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不过是毛泽东对他先“引蛇出洞”，又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一个小小权谋而已。毛泽东不是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托他“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吗?〔66〕但刘无论怎样“相机处理”都会是错的：刘少奇派工作组，毛可以回来指责他“镇压革命群众”;如果刘少奇不派工作组，毛也可以给他按一个“放弃党的领导”的罪名而打倒。当刘少奇和他的工作组在各个学校和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师生大玩毛泽东年“引蛇出洞”的“阳谋”游戏时，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跟他们玩了一个更大的“引蛇出洞”的游戏。结果是刘少奇自始至终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输家。
从这一意义上，其实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其一，文革初期，毛从来没有提出过一条自己的文革应当怎么搞的“革命路线”，而只是在外地袖手旁观，精心部署，等着回京抓刘的辫子;其二，刘少奇所作的一切都是毛所批准的、或毛一贯执行的，只是毛为了打倒他而不惜出尔反尔、把它们变成了莫须有的罪名而已。对此，中国大陆的党史研究者和刘少奇研究专家也有同感。如黄峥就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没有提出一套相反的主张。”〔67〕作这一如是观，在今天把当年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成“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完全是一种刻意美化刘少奇、夸大和制造他和毛泽东“分歧”的天方夜谭。
毛泽东于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发现刘已经落入了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就立刻对他亲自同意的派工作组的运动方式出尔反尔地大加指责。在年8月4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刘搞突然袭击，指责他在北京“镇压群众运动”，并进一步声色俱厉地点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因为刘当时没有能按捺住他对毛出尔反尔的不满，毛就马上在第二天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立刻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把林彪定为接班人，把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由此，刘少奇被赶出了中央一线的领导位置，开始了他漫长的被软禁、被批斗、被关押并最终被折磨致死的黑暗岁月。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只是当毛泽东开始直接攻击刘本人并明显地危及了他个人(绝对不是别人)生存的情况下，刘少奇才开始有了一些不满言论(这也是仅见于在史学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属的回忆)和对个人历史问题的辩解。但即便是这些不满和辩解，也常常是在毛的压力下以刘完全按毛无理攻击他的调子所做的“检查”告终。例如在年8月日的会上，刘一时没有能按捺住他对毛出尔反尔的不满，曾冲口而出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68〕
根据目下中国党史研究者们的共识，正是因为刘一时控制不住的的表态，导致毛在第二天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间又很快证明刘少奇的“五不怕”是色厉内荏的，〔69〕在毛的凌厉攻势下他不但马上就他的“五不怕”作了专门的检讨，还完全按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径，痛骂自己是：“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70〕因此，我们实在是缺乏许多中国党史专家们所美言的所谓刘少奇对毛泽东作了“抵制”、“反抗”和“抗争”的证据。
行文至此，一个问题油然而生：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泽东的压力下最后违心地做了检查呢?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是自己错了吗?抑或只是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推导得更远：刘少奇明知毛泽东是要搞自己，为什么不联合其他中央领导进行反抗?除了实际上这些中共领导人都并不具有“五不怕”精神的个人因素外，他们对毛泽东作为他们的领袖和对中共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是他们迅速缴械投降的最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就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对抗毛的思想武器。
一方面，由刘少奇始作俑者的对毛的造神运动，经由林彪六十年代的发扬光大，在文革前已经把毛变成了一个半人半神的领袖人物。这样，即便这些造神者们对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也都会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上形成一个“信徒反抗上帝”式的无解的悖论――其结果只能以信徒的认错和诚服而告结束。另一方面，他们和毛在发动和进行文革上并没有“两条路线”的分歧，他们的悲剧都是建筑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莫须有”的罪名上的。就刘少奇个人而论，更是在中共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战功和地盘，一直是作为毛最大的依附者和最忠诚的献媚者才成为中共的第二号人物的。他是绝对没有任何党内实力和精神力量去反对毛的(如毛所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他甚至是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联合其他中央领导进行反抗”的念头的。
澄清了一些流行的历史错觉，就不难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了。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这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这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有着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中共年通过的有关文革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71〕
回顾历史，我们会遗憾地发现：刘邓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领导人”都为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尤以文革的最大殉难者之一的刘少奇的贡献为最大。确实，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账。通过本文中罗列的今天不太为人知的刘少奇和文革的故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少奇等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中共高层的重要人物也都是有份的―他们也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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