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传世名著08.11导读︱《世说新语》

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讲解《世说新语》：情与兴（上）

在古代，人们并不认为“情”是值得赞美的。清代汤用彤在《王弼圣人有情义释》中提到，儒家辨认情和性，认为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发展到极端而言，圣人应该是无情的。老庄在很多问题上与儒家对立，但是，在“圣人有情与否”这个问题上同样认为“圣人无情”。

魏晋玄学是一种把老庄和儒学混融在一起的学说，但在圣人是否有情这个问题上，玄学家却有自己的考虑。《三国志》里面记载了何宴与王弼就这个问题的争论，何宴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是无情的，王弼则认为，圣人高于一般人的是他们的神明，跟一般人相同的是五情，圣人也是有情的。

“圣人有情与否”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形而上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靠逻辑论证来说明的问题，它更多关系到对个人生命的感受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站在理念的立场和群体利益的立场，也许情是一种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但是，短暂人生的根本真实不是那些外加的对生命意义的解说，而是一个具体的人在他的生活当中自然迸发的喜怒哀惧爱恶欲，是那些流动的变化的情感。所以，王弼提出的“圣人有情论”和汉末以来对个体生命的情感越来越重视这样一个背景有关，“圣人”这种理想化的概念开始与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有所沟通。即使能在逻辑上证明圣人是无情的，也不能决定一般人对情感的看法，没有什么必然的理由要让每一个人都非做圣人不可。

伤逝篇第4条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王戎虽然认为圣人是无情的，但是他并不认为圣人的境界是一般人必须要效仿的典范，作为一般人的“我辈”只能是有情的。

李泽厚先生说魏晋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人的自觉”，崇尚智慧，尊重感情，《世说新语》对人物的言行的记述突出表现了这两点。

伤逝篇第2条

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yáo）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稽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人生会发生多少变化是人们原来所不能知道的，人会怎样被卷入险恶的政治风波，生死存亡，荣辱穷通，常常有很多意外，所以王戎说：“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道尽物是人非，对这种物是人非的感怀，不仅仅是对时间变迁的感叹，更是感叹促成改变的力量是人无从把握和预测的。这种对“昨日之我何以若彼，今日之我何以如此”的喟叹是历史长河中常有的伤感。

言语篇第32条

卫洗（xiān）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卫玠遭逢乱离，家国之忧、身世之感，千头万绪，纷至沓来。在人的背后有比人强大得多的力量，在历史的颠簸当中个人没有办法做出自己的选择，只能顺着历史的波流来寻找自己可能得到的安身立命之地。即使圣人无情，但人不是圣人，人是做不到无情的，人只能够承受这种无法派遣的悲哀。

言语篇第55条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该然流泪。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对命运的无奈尽在其中。

魏晋时代是一个极其动荡的时代，危险和渴望都处于紧张的状态，敏感的人会更多地感受到内心的震撼，所以魏晋时代关于“情”的故事往往牵连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宏大的时空意识。当情感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宏大的时空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显得更加强烈。

魏晋时代的人对死亡的敏感不仅与政局动荡、人命危浅有关，更与对个体命运的珍视以及个体觉醒的时代背景有关。人们一方面试图用一种坦然的态度面对死亡，同时也不认为因为死亡而哀伤是一种可笑的、愚蠢的事情。

伤逝篇第1条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伤逝篇第7条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对生死的感念使得人感觉礼仪没那么重要了。

伤逝篇第16条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伤逝篇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显示出来的对生死的敏感、对生命的珍惜，在提醒人们生命如此脆弱的同时，也提醒人们生命是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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